“白馬和銀槍”---我的北大荒（上）
1949年10月1日早4點多，被土改時分光土地沒收家業(yè)財產后，郁悶成疾的爺爺失望地離開了人間，沒能看到一小時后來到人間的我。當天，毛澤東在天安門向全世界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
1958年的一天下午，哈爾濱的天突然如黑夜般暗了下來，上小學的我抬頭一看，滿天空懸著無數(shù)鴨梨狀黑色的云球，很低很低好像要砸下來一樣（后來我知道那是梨狀云）。面對我的驚恐，媽媽說：“不怕，天塌不下來，來，媽媽接著給你讀羅成叫關”，我說：“知道，來的是少年英雄，白馬銀槍小羅成”（民間詞話“興唐傳”中的世家公子，每次出場都是這兩句詞）。
那一天我知道了自然界的風云多變，不知道的是人間風云同樣不測，父親已成了右派。
“自愿下鄉(xiāng)”
天蒼蒼
1966年就是風云不測的一年。
6月18日，哈爾濱市六十二中學初三第六班的教室傳來了讀報聲，雖是畢業(yè)班，但早已沒有了緊張的備考復習，說是因教育改革，要取消高中升學考試，應屆生何去何從并沒有說法。當天的《人民日報》發(fā)表了北京女一中和北京四中的兩封《致毛主席的信》：“立即廢除高等學校入學考試、畢業(yè)生先到工農兵中去鍛煉，在三大革命運動中得到工農兵的批準，取得他們給予的‘思想畢業(yè)證書’、表現(xiàn)積極的同學升學”。一心想上高中、上大學當科學家（初二就自裝過六管半導體收音機）、像哈軍工研究生畢業(yè)，進軍研工作就是少校的表叔那樣榮耀的我，非常迷茫。
隨著報上社論：《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我們也有兩只手不在城里吃閑飯》的發(fā)表，不知從何處傳來了各校應屆初中畢業(yè)生放棄升學，要求下鄉(xiāng)的消息，有的還到市教育局請愿，要求打破只有社會青年才會被動員下鄉(xiāng)的慣例。我們全班在也是熱血青年，二十五歲吉林師大畢業(yè)的女老師章杏瑛帶領的討論中，好像從中看到了天機：將來是要先取得貧下中農的畢業(yè)證書才能升學的，早去下鄉(xiāng)比晚去好，只要表現(xiàn)好，早去早回，學校不能沒學生，得出了做時代先行者，我們也要到農村去的結論。一時群情激昂，紛紛到學校廣播室向全校表態(tài)，連老師一起全班報名要到農村去，其它班級也隨之而起。
激情下我們全班也給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兩個同學把信交給了哈爾濱到北京18次特快列車的列車長，列車長鄭重地說：“我們一定把這封信帶到北京交給毛主席”。
到紅星電影院聽曙光農場來的干部黃大忠介紹場況時，大部分同學都因家長不同意而退出了，決心下鄉(xiāng)去當一名農墾戰(zhàn)士的是我們班15人，全校62人。
不知天高地厚、自認聰明的我，并不只是個表現(xiàn)積極的盲從者，是真的自愿。因為初中一年寒假，每班兩個同學作為首批發(fā)展對象參加團課學習，我就是其一，但到畢業(yè)也沒能入團，我知道是因為家庭出身。相信自古英雄出少年，所以從小就想騎白馬揮銀槍，成為英雄或成名成家的我，就得比別人更革命才能擺脫那個不可選擇的出身。
這樣的大事，家長哪能讓孩子自作主張，那時動員下鄉(xiāng)要求家長、學校、學生三同意。奶奶到學校強烈表示家長不同意，父母幾乎動員了所有親屬來勸我不要任性，今年如不能升學了，可安排我到軍工廠工作等等許愿。我說：“羅成16歲闖關叫陣，我都快17了，該出去闖闖了”，媽媽的最后辦法只能每天帶著戶口本上班了。
遷戶口的最后期限那天，我拿著購糧證來到了新興派出所，兩個同學向女民警李燕證明：他家里全都同意他下鄉(xiāng)，東西都準備好了，只是今天他忘帶鑰匙，進不去屋，遷戶口的最后一天了，只能拿昨天買糧還在兜里的購糧證來了。
7月12日，沒有白馬，也沒有銀槍，我只帶了一朵大紅花，和165名各校同學一起，做為哈爾濱市第一批自愿下鄉(xiāng)的在校初中畢業(yè)生站在卡車上，五音不全地唱著“中華兒女志在四方”豪邁的歌，順著靖宇大街游走，不時見到“歡送知青下鄉(xiāng)”、“學習知青革命行動”等標語，從這一刻起，知青成了我們共同的名字。記得路過新華書店時，有人還放過一掛鞭。
濱江站擁擠的送行人群中我只從車窗見到了媽媽和奶奶，其他家人被擠散沒有找到我。
“到北大荒”
洪荒初元
13日早上，八虎力火車站，細雨中曙光農場的卡車早已等待，鑼鼓聲中我們到了場部，三天的參觀學習，我并沒感到這北大荒有多么荒涼，也沒有場況介紹的那么好，先進的農村而已。我只記得我第一次摸到安2型雙翼飛機的機翼，驚奇地發(fā)現(xiàn)竟是布做的。三天后我們165人分別被分到二隊和五隊去集訓，我到了五隊。
五隊是農墾部東北局的標兵隊，據(jù)介紹這里冬天可吃上鮮韭菜和黃瓜，隊里青年干部么萬和是全國青代會代表，和毛主席合過影，有著出口成章的口才，自然是我們的學習輔導員了。學不斷發(fā)表的文革文件，十六條等，還有揮舞木棒的練武課，少不了請老貧農憶苦思甜，吃憶苦飯，含淚齊唱不忘階級苦，牢記血淚仇。
參加第一次勞動是7月18日，大豆地里拔大草。我這一天的日記里記了這么幾段話：“今天我們上了到曙光農場以來的第一堂勞動課，拔草這活看起來容易，干起來可就費力了，拔完一壟之后，把我累得直不起腰來……。干完活在地頭上我又看了一會主席語錄……。勞動途中，我主動要求給全連（隊）擔水，是抱著為同學服務的思想，可是由于我在家沒擔過水，這回一走起來可就覺得兩臂發(fā)酸，壓的（得）我走不動了。這時旁邊的農工看見了，要我放下他們挑。我想起了毛主席的話：‘艱苦的工作就像擔子，擺在我們面前，看我們敢不敢承擔’。想到這我渾身就增添了力氣，又一口氣挑了很遠，這不是毛澤東思想的威力嗎？”當年日記是我的真實記錄，就是那樣天真傻氣。當年有一個和雷鋒并列的英雄王杰，我認為他就是現(xiàn)代的羅成，毛澤東思想就是他的銀槍，白馬也許就是他成為解放軍戰(zhàn)士的機遇？向他學，遇什么事都結合毛主席的話去想。他的日記對我很有影響，我也是多記思想，當然是記進步的了，想當英雄、成名成家的想法都是萬不能記的，若被人看到，一切努力就都完了。
一天，要收工了，我突然發(fā)現(xiàn)隨身必帶，引為自豪的寶貝，全隊唯一的一本毛主席語錄不見了，那是在軍工廠的老叔給我的，軍隊系統(tǒng)內部發(fā)行的珍貴禮物。全體知青都主動返回田間幫我尋找，雖然沒找到，知青們和我一樣焦急、關切使我更感到像丟了大家的寶貝一樣自責，幸好不久紅寶書就滿天下了。
每天唱著“咱是革命的莊稼漢……，風吹雨打心里甜那”往回走時，我常想這大熱天，同學們且都熱情高漲，不論是在大豆地、麥田還是曬場，都不顧汗水、泥土和勞累，那都是在積極表現(xiàn)，要成為其中的羅成，必得有“白馬”和“銀槍”。
“風云突變”
韶華
8月18日，隊里大喇叭傳來了天安門廣場毛主席接見紅衛(wèi)兵激動人心的消息，石破天驚，我們也熱血沸騰，高呼毛主席萬歲。我心里且感到了失落，我們下鄉(xiāng)對不對？在校的同學們已經(jīng)走到了時代革命的最前線，有點后悔我們過早離校了。
幾天后，不知么萬和從哪弄來的紅衛(wèi)兵袖章，我們都成了紅衛(wèi)兵，自然要有革命行動了。
一九四八年建場的曙光農場原是勞改農場，不少國民黨軍的俘虜解除勞改后都成了農工。有人揭發(fā)原國軍團長李堯周藏有蔣介石的委任狀和手槍。我隨著大隊紅衛(wèi)兵去李家搜查，我沒擠到前面，快撤時有機會望一眼屋里，看到火炕已被扒開。
27日，農場唯一的北京吉普車停在了隊部門前，帶著紅衛(wèi)兵袖章，胸前毛主席像章閃著金光的我們班長劉玉鳳和二班的陳邦泰威風凜凜地走下車來，他們是剛從北京受到毛主席接見歸來，帶著革命任務來接我們回校鬧革命的。
28日，場里派大卡車把我們送到八虎力火車站。
學校完全變了樣，教室窗戶多數(shù)已破碎，部分樓道堆滿了桌椅，到處貼滿了大字報和各種口號、標語，校長劉樹漢被剃了鬼頭和于澤、郭振英、張光錄等老師，掛著牌子低頭站在陽光下。同學間已分為多個相互對立的紅衛(wèi)兵組織，和我同在市體操隊的一個很老實的隊友，成了一個很有實力組織的頭頭，兩腿放在桌子上，斥責下屬革命不徹底，我知道了“士別三日刮目相看”的語義。
各組織都忙于互相爭斗和大串聯(lián)，劉玉鳳也不知哪里去了，我們被邊緣化了。父親是右派的我，不能參加大串聯(lián)，更不敢“闖關叫陣”，但也沒只是觀望，我畫過漫畫、刻過鋼板、印過傳單。
9月，知青領隊李江華傳來農場正在秋收，人手不夠，希望我們回去的消息。當月正無所適從的我們又都回到了曙光農場，這回我們被分到了各生產隊，我們十二個知青分到了曙光四隊。
“一列火車”
寒冬修水利，用拖拉機大犁把凍土翻過來，人工把大土垡子塊揹到挖好的溝旁筑成土壩。這活很累，17歲的我揹著沉重的土垡子有時會覺得眼前發(fā)黑，咬牙堅持的同時還不忘宣傳員的職責，大聲背幾句毛主席語錄或自編的順口溜。開飯了，工地吃得好：熱騰騰的長形白面饅頭，大米稀粥，豬肉粉條，那饅頭暄得放到嘴里幾乎不用嚼就可咽下去，大家數(shù)著數(shù)吃，我一口氣竟吃了十六個饅頭和五碗稀粥，書記紀振起說：“你那十六個饅頭擺在一起是一列火車了”。我心想，“來的是少年英雄”嘛。
我到四隊時身高1.74米，再回家時，長到了1.77米，和這一列火車不無關系吧。
“舞臺風光”
雁過留聲
多才多藝的文書孟憲德帶領排小歌劇，讓我演男主角解放軍，穿上軍裝，系上轉業(yè)軍人用的寬寬的八一軍用皮帶，還插了一把道具手槍，好一個“白馬銀槍”，我感覺很風光。可那幾句唱詞“離別家鄉(xiāng)十八年，今夜重返八寶塞……”我五音不全又沒節(jié)奏感怎么也唱不準。大家哄堂大笑后，二胡伴奏高汝庚、女角孔祥琴、張鳳英和孟憲德都耐心地教我，還打著竹板糾正我的節(jié)奏感，我且離了竹板的節(jié)奏就還是原樣。無奈只得讓我去和林景義同演臺灣潛入特務金包鐵銀包鐵了，一上岸就被解放軍和男女民兵抓住了。只一句唱詞“老鼠爬竹杠，越爬心越跳”而且唱不準也不怕，因為是反角，但已不風光了。
雖然到場部匯演時，我參加表演的對口詞反映還是不錯的，但我還是知道舞臺不會成為我的“白馬”了，音樂也不會是我的“銀槍”，從此，總拉不出準調的二胡再也不拉了。
“狂濤再起”
文革逐漸向高潮發(fā)展，到場部參加文藝匯演的知青們交流的各種消息中：說是鼓勵批準我們下鄉(xiāng)，是反動路線為了分散革命力量的大陰謀，各農場知青都回城參加本校文化大革命運動，完成毛主席交給我們的一斗二批三改的光榮任務了；哈市已經(jīng)成立了返城知青造反團，就缺我們農場知青的兩條消息，讓我們決定行動了。
1966年12月27日，寒風中，毛廣芬、白昉、邢繼寬等，我們四十人登上了開往哈爾濱列車的一節(jié)悶罐車。全國大串連正在高潮，乘車不用買票，但人很擁擠。
省委安排我們住在和平電影院旁做為省委招待所的黑龍江旅社，這里就成了我們造反分團駐地，姜志敏是頭頭之一，不知他從哪弄來的面包、汽水，有吃有喝還能住。我發(fā)現(xiàn)一個房間里有一個老干部皺眉來回走動，別人告訴我，他是副省長孫希奇，幾個造反團的人都在搶他，我頭一次見到這么大的官。
返城知青造反團的主要目的是要把戶口遷回哈爾濱，真正和留校同學們一樣鬧革命。一個夜晚，頭頭叫我們去文化宮。舞臺上全是我們返城知青造反團的人，中間幾張椅子上坐著我們的幾個頭頭，正和被批斗中的省委常務書記任仲夷談判。夜11點多，終于迫使任同意發(fā)文件將知青戶口都從農場遷回哈市。怕其有變，讓任馬上調動人員打印文件，并看著他們把紅頭文件封裝，送到郵局發(fā)往各農場，各農場代表也各拿了一份，歡呼勝利后回去睡覺了。
第二天就開始有人回農場了，很快傳來消息，回農場的人并沒有如愿遷回戶口。原來農場接到給知青遷戶口文件的幾個小時后，又接到了不許給知青遷戶口的文件。據(jù)說只有某農場的兩個知青，拿著文件當夜乘火車返回農場，成功地把戶口遷回了哈爾濱，我知道了時機和成功的關系。
這次行動后，返城知青造反團基本上沒有了集體活動，成了散沙，“英雄”們都沒有了用武之地。
文革高潮中我們都成了無所屬的逍遙派、觀望者。我目睹了老字號同記商場被涂成了紅色、哈一機軍工廠的坦克開上了大街、同院很受尊敬的大家族苗家，慈祥健康的大爺大娘被街道紅衛(wèi)兵，兩天內相繼打死……。
革命真的不是請客吃飯，無著落的我們又都分別回農場了，我也回到了曙光四隊。
“更夫好夢”
曙光四隊也不是一片凈土，回來的第二天早上去食堂，外面站著掛牌子的反壞分子，其中竟有一個和我同時分到四隊的知青，他善說，哪句話說錯了吧？我更得謹慎。
派我夜班看管楊傻子，因在大家恭請毛主席像時他說了：“和請灶王爺一樣”，而成了現(xiàn)行反革命的貧農。每晚六點半我到他家，把他押到隊里一個窗被釘死的小房間，門上鎖，吃完夜班飯再去開門放他出來解手，早六點半再押他回家吃飯，我一天的工作完成。幾天后他和我說：“晚上不起夜了，你不用來了”，我后來發(fā)現(xiàn)他都尿到炕洞里了。這位現(xiàn)行反革命也就這么大能耐，還有比他更傻的吧？
可能看我體弱，麥收時隊里又安排我打更，和老光棍劉傳祥看場院，上半夜常在老劉的指點下去弄點鮮瓜果，吃完夜班飯，老劉就讓我在庫房空麻袋上去睡，白天逍遙自在，還有機會去附近的三河屯買東西，老劉說：“打一輩子更睡兩輩子覺”。一天夜里，我正做著騎白馬，耍銀槍的好夢，孫延光隊長來取我身下的麻袋，把我拽醒。我想這下壞了，隊長肯定批評我，不會讓我干了，第二天什么事也沒有。
其實那是一種關愛。
“指路進山”
大漠孤煙
上山伐木出發(fā)前，出納高汝庚說山上冷，雪深，得扎綁腿。 高教我扎綁腿，我總是扎得太松，后來他親自幫我扎好，那專注、真誠和溫暖至今在心。